常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

　　千佛洞中
　　爸爸除了解决研究所的生活问题，
　　特别下力气的就是种树。
　　我们刚到的时候，
　　整个千佛洞唯独窟前有长形的一片杨树，
　　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
　　爸爸明白，保护石窟、
　　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
　　所以他从冬天就开始筹备春天种树的事了。
　　他在千佛洞生活几十年，每年都要种树，
　　绿色从最初那唯一的一片逐渐向北面延伸，
　　越来越多，
　　今天已经到处郁郁葱葱……
　　千佛洞的天好蓝呀！
 
　　第二天一早，晴空万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千佛洞上空明澈无比的蓝天。爸爸问妈妈：“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蓝天之下，人的心情也豁然开朗。

　　千佛洞是莫高窟的俗称，当地老百姓的叫法，当年很少有人知道莫高窟，人们都把沙漠里那千年的石窟群称为千佛洞。

　　爸爸兴致勃勃地带我们看千佛洞，那就是他抛弃一切非去不可的地方。冰冻的大泉河西岸，凿在长长一面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然而走近石窟，又可看见一个个没门的洞口里透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神秘的美丽。

　　一路都是银白色的钻天杨，时值冬季，树叶落光了，枝干直指蓝天，更显得挺拔俊逸。四周安静极了，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他带我们进入洞窟，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爸爸带着妈妈看窟里的佛像，都是很好看的彩塑。爸爸就讲故事吸引妈妈，告诉她这里为什么都是彩塑而不是石雕，给她介绍各个朝代不同时期的彩塑风格……妈妈跟着爸爸在石窟里走啊，看啊，她毕竟是学艺术的，一旦置身这浩瀚的古代艺术海洋，，面对那么多生动美妙的彩塑、壁画，怎能不动心？过去她只见过西方的单色雕塑，对这种集雕塑、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的彩塑闻所未闻，一无所知，所以一路看下来她也兴奋得很，旅途上的疲惫和不快就忘得差不多了。

　　爸爸接我们之前，已经把住处安排好了。千佛洞有个皇庆寺，也叫中寺，敦煌艺术研究所就设在中寺，我们的新家也安在那里。张大千曾经住在离中寺很近的上寺（雷音寺），我们去时还有几个喇嘛住在那儿；下寺（上清寺）在离上、中寺较远的北边，就是早先那个著名的道士王圆住过的地方。三个寺院都朝向窟群，中间隔着一条茂盛成荫的杨树带。
 
　　我们一家从法国回来，还没看见北平的新家就赶上了战争、逃难，不停地迁移，在这个地方待一年，那个地方待两年，越走越苦。在千佛洞我们没有像老师说的那样住窑洞，敦煌的自然条件不同于陕北高原，本来就没有窑洞。在中寺我们只有一间住房，房间很小，睡的是土炕，旁边还有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火温则通向土炕。爸爸妈妈带着嘉陵睡在里面，我一个人在外面，搭了一个行军床。房子虽小，但妈妈爱清洁，很会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妈妈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环境，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很温馨。洗脸没有脸盆架子，爸爸就充分利用空间，发明了一个卡在墙角的三角板架，把洗脸盆放在三角板架上，上方的小三角板架上放着镜子。爸爸很热爱生活，很会动手处理这些问题，那个自制的三角板架非常实用，我们家用了它好多年。2004年研究院重建了“常书鸿故居”，这些家用物品如实地保留着。

　　在千佛洞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里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我们不用在自己家做饭了，研究所统一伙食，大家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在敦煌，盐叫盐巴，醋是必须吃的，因为当地的水碱性大得很，喝水的玻璃杯上满是白印，凝固的都是水中的碱。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得派作其他用场。好在我们在重庆凤凰山时，一家人一天吃喝洗用全靠老乡挑上来的一缸水，早就习惯了缺水的生活，所以到了敦煌也就不难适应了。记得那时我洗头发用肥皂，洗不净，就照别人告诉我的用碱洗，洗过的头发确实很滑顺。今天的人都觉得用碱洗头不好，但当年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到敦煌以后，妈妈也只好面对现实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她在穿戴上不得不入乡随俗，但化妆的习惯依然保持着，没有改变。她在墙边五斗橱上面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每天早晚坚持在圣母像前画十字，做祷告。过去有神父时，妈妈每个星期五都要做忏悔，反省自己的错误、私心杂念等，神父就会开导她，然后她说：“我罪，我罪，这是我的罪。”现在在敦煌没有神父了，她仍然祷告、忏悔，每当她说谎了，甚至吵架以后，都要在圣母像前忏悔，两手交叉捶胸：“我罪，我罪，是我的大罪！”她的这个动作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独自身处佛教的圣地，没有王合内那样的好朋友在身边作伴，内心深处的苦闷没有人可以诉说，妈妈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但当时我才十二岁，还完全不理解这类事情，妈妈的上述做法我看了只觉得有趣，爸爸的态度则是不干涉她。

　　有了聚集起来的第一批人马，爸爸身先士卒地将研究所的工作一步步启动，像艰难地滚雪球似的，很快又有后来者被吸引而来。凡是愿意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爸爸都欢迎，很快，他在国立艺专时期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夫妇，周绍淼、乌密风夫妇，还有李浴、潘洁兹等人，都从大后方陆陆续续来到了千佛洞，那时董希文、张琳英和周绍淼、乌密风都是刚结婚不久的新婚夫妻，重庆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形势不稳定，学画也不安稳，所以他们听爸爸动员到了敦煌。后来还有个擅长画工笔仕女的邵芳也从酒泉来了，邵芳是北京人，性格极其开朗活跃，很会唱京戏，长相也像京剧的花旦。她丈夫是在“开发大西北”的形势下到甘肃修公路的工程师，名叫盛胜保，邵芳跟着他来到这里，后来她也参加了敦煌研究所在千佛洞临摹壁画的工作，冬季不能临摹的时候，她就回酒泉。

 
　　研究所的工作号令是敲钟，每天大家听见钟声就都进洞了，临摹的临摹，调研的调研，各忙各的。那段时间，妈妈的情绪也比刚来时好多了，她被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和大家一起进洞，专注地临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研究所来了那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气氛活跃了，她也有了伴，自然开心了许多。千佛洞生活艰苦，羊肉倒是可以吃到，隔段时间会聚餐一次，杀只羊吃手抓羊肉。当地原来没有牛奶，爸爸就叫人到城里弄来一头奶牛给大家挤牛奶喝，连我这小孩子都学过挤奶。后来因为奶牛价格太贵，又弄了几头羊来挤羊奶。有奶喝了，再养鸡下鸡蛋。到了春天，榆树上结的一串串榆钱就是最好的食物了，榆钱摘下来，和点儿面在锅里一蒸，放一点盐，绿绿的，嫩嫩的，味道、口感都好极了。敦煌处在大沙漠里，蔬菜奇缺，爸爸又搞来菜籽，亲自带领大家开地种菜。就这样不断努力，这穷乡僻壤里小食堂的伙食逐渐改善了许多。

　　爸爸除了解决研究所的生活问题，特别下力气的就是种树。我们刚到的时候，整个千佛洞唯独窟前有长形的一片杨树，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爸爸明白，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所以他从冬天就开始筹备春天种树的事了。他在千佛洞生活几十年，每年都要种树，绿色从最初那唯一的一片逐渐向北面延伸，越来越多，今天已经到处郁郁葱葱，比之当年有天壤之别，爸爸真是功不可没！

　　第二年初春，爸爸就把我送到酒泉的河西中学读初中了。因为是托了关系去的，校长还专门和我们见了面。当时我还梳着两条辫子，那个校长一本正经地说：“常沙娜，你的辫子要剪掉。”我小时候头发很多，辫子很粗，要剪掉它当然舍不得，心里挺不高兴，可是没办法，不得不剪。河西中学在当地是很正规、很著名的学校，女生一律剪短发，还有统一的校服，校服面料是蓝色土布的，长衣长裤，中山服式的立领，两边领上有四个圆形的小徽章，上面分别是“河”“西”“中”“学”四个字，穿上这套校服就像军人似的，我非常不习惯。

　　在酒泉，爸爸把我安排在西北公路工程公司的工程师王竹亭（邵芳丈夫盛胜保的同事）家里，和他们一家一起生活。那时候西北的知识分子不多，只有一批全国各地来的工程师，有在玉门开发油田的，有在酒泉修筑公路的，爸爸到敦煌很快就和他们熟识了。王伯母是东北哈尔滨人，个子高高的，总是穿着马裤和靴子，很神气，也像我妈妈一样化妆，打扮得很摩登。王竹亭家孩子不少，住房紧张，睡的是上下铺，我和他家的大女儿王乃力睡一张床，我在下面，乃力在上面，她大约比我小两岁，当时还没有上中学。王伯伯唯一的儿子王维力那时七八岁，长得很俊，喜欢画画，成天趴在桌子上不停地画，画完了就给我看，我也教他怎么画。他父亲最宠爱维力，叫我每天下课回来教他画。维力长大后一表人才，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后旅居美国。

　　在河西中学读书时，学校放假我必回千佛洞，尤其是暑假。那时的天气是一年里最好的，我可以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妈妈说：“你别上洞子，放假了，好好的在家里。”我说：“不，不！”我看见谁上洞就跟着，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

　　暑假我和邵芳一起从酒泉回敦煌，经常跟着她进洞临摹。邵芳是画人物工笔的，工笔功夫很到位，她成了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我至今留有一幅172窟盛唐壁画《西方净土变》的大幅临摹作品，就是那时跟她一起画的，用的是张大千的线描稿子，从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整整一个多月画了这么一幅，看着她怎么画，学习了全过程，受益很大。邵芳很活跃，又会唱戏，冬天太冷不能临摹，她就回酒泉去，暑假时间比较长，我跟着她临摹壁画，打基础。后来有几个洞子我是跟着乌密风、周绍淼去的，在159窟，中唐的文殊、普贤两个菩萨特别完整，他们两口子一人画一个，我也跟在后面画。大家都说我这个小孩画得也很不错，听到夸奖我就画得更来劲了。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对临摹方法也有了不少体会。

　　爸爸还安排董希文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中国美术史。如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苏莹辉对历史、考古造诣很深，他们为我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张大千两次带着弟子去千佛洞，临摹了不少壁画，还给所有的洞窟编了号，并亲自把号码和建窟朝代写在洞口，千佛洞一直留有他黑色毛笔繁体字的笔迹。今天莫高窟各洞还能看见三种编号：C字头是张大千的，P字头是伯希和的，而正式采用的序号是当年爸爸在研究所组织人员重新编的。张大千在千佛洞临摹壁画的时候，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爸爸给研究所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一再强调：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所以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我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爸爸有空就过来指导我：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还要抓住人物特征……虽然对临难度大，但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提高了造型能力。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

　　除了对临，有的画是已经有稿子的，研究所当时的壁画原稿大部分是张大千留下的拓临稿子，大家都沿用了。当时对临的也有，用原稿的临摹也有，早期的壁画对临最多，用原稿的则是唐代的最多。

　　当时董希文、张琳英、潘洁兹、李浴他们都在千佛洞。李浴是搞理论的，不画画，还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专门研究题记。我记得还有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敦煌艺术研究者在敦煌县附近的佛爷庙旁发掘墓地，和爸爸常有来往的有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专家。
当时研究所人员都住在中寺的后院里，为了解决第一批艺术家职工的住宿问题，爸爸决定把中寺后院的一排马厩改造为一排每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分给每户一间；还用土坯砌出了土炕、土桌，甚至土沙发，利用土墙挖书架，家具全是泥土做的，也解决了问题。我记得那排宿舍第一家住的是董希文、张琳英夫妇，接着是李浴，下面是潘洁兹，以后是周绍淼、乌密风夫妇。那时候我称呼张琳英为张姐姐，乌密风是乌姐姐，很有意思。

 
　　晚上，大家清闲下来，又没有娱乐的地方，爸爸就组织画速写，就在中寺前后院之间的正厅，两头连起挂两盏煤油灯，请当地的老乡做模特儿，大家围在那里画，气氛非常好。在爸爸的画集里，有的速写记录的就是集体画速写的场面，上面还有我的影子。另外，磨颜料也是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当时临摹都用马利牌的广告色，这些颜料都得从遥远的重庆等大城市买，非常困难。爸爸他们做试验利用当地的土红泥可以和红颜料，黄泥做黄颜料，就发动大家动手研磨泥巴，自己做颜料。洞子里有些清代搞得很土的小佛龛，泥料非常好，可以把它剖开了取泥做土黄色；研磨再加桃胶，就利用附近的桃树、梨树上的胶都能解决，把树胶拿来泡开就行了。傍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院里、屋里人们各拿一个粗碗，一边聊天一边研磨颜料。条件太简陋了，但是大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都很愉快，爸爸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形容当年的气氛是“乐在苦中”，真是准确极了。

　　（本文节选自《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的第五章。身为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在书中真实生动地回顾了自己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对常书鸿先生那一代人在艰苦年代对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保护和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常人难知的讲述。本刊经常沙娜先生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特摘录其中章节以再现常书鸿等人在莫高窟初建敦煌艺术研究所时的情形。）
　　（口述：常沙娜 执笔：蓝素明）
 


　　常沙娜
　　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1927年其父亲常书鸿从家乡杭州只身去往法国，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8年其母亲陈芝秀也到了里昂陪伴父亲，1931年生下常沙娜。“沙娜”一名来源于Saone（哺育里昂的两条河流之一的名称）的中文译音。童年和父母生活在艺术之都巴黎，举家回国时适逢抗日战争，即跟随国立艺专艰苦逃难多年，辗转大半个中国；其后她又随父母到了敦煌莫高窟，在千年艺术的熏陶下度过了动荡和艰苦的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留学的常沙娜毅然返回中国，从梁思成、林徽因身边走向艺术设计教育领域。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杰出的艺术设计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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