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的宝贵价值

　　敦煌文书再现后，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学者立即开始研究。早在1909年，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就撰成了世界上首篇有关敦煌学研究的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930年陈寅恪先生又于《敦煌劫余录·序》中使用了“敦煌学”一词，使其影响遍及学界。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敦煌文书和敦煌艺术研究开始携同并进，步步深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敦煌已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敦煌学也蔚然而成一门国际显学。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逐渐又走到了世界前列，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同样成就斐然。
 
　　敦煌文书的宝贵价值

　　敦煌文书的再现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与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策、明清大库档案相较，敦煌文书具有形式多样、数量庞大、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等几大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从形式上看，敦煌文书中既有大量手抄本，也有少量刻本。手抄本中又有多种装帧形式，如卷子装、册页装、梵夹装（见图31）、经折装（见图32）、蝴蝶装（见图33）等，对中国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刻本虽不足百件，却为有关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是现藏英国伦敦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刻《金刚经》（见图34），首尾完整，有纪年题记，卷首的《佛说法图》线条细腻，形象生动，刀法纯熟，充分展示了我国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木刻本书籍。

　　关于敦煌文书的数量，由于目前世界上各收藏机构和收藏者的公布与研究情况参差不齐，学者们虽作过多种统计，仍无法确知准确数目，仅可根据已公布的大宗馆藏和有关收藏情况的报道，推测估算为五六万件。

　　从抄写或印制的时间看，敦煌文书的写刻年代，上至六朝，下迄宋初，历时达700年之久。目前已知标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为后凉王相高在麟嘉五年（393年）抄写的（维摩诘经》，现藏上海博物馆。现已确知年代最晚的敦煌文书抄于1002年，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曹宗寿造帙疏》。

　　敦煌文书的抄写文字多种多样，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汉文卷子，其次为藏文。同时，用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佉卢文、突厥文等古民族文字抄写的卷子也不少。在第17窟以外的其他洞窟中还曾发现过西夏文、蒙文写卷。因而可以说敦煌文书是一座丰富的古代民族文字图书宝库。

　　从内容上看，敦煌文书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这些经籍约略可分为宗教文书和社会文书（或称世俗文书）两大类。宗教文书中包括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类经籍。其中佛教文书数量最巨，不仅居各宗教经籍之冠，更占敦煌文书整体的90%左右，对大藏经的校勘，特别是佛教典籍的辑佚工作，和佛教史与佛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几种宗教文书的再现对学术界的影响也很大，《老子想尔注》、《老子化胡经》等都是久佚的重要道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更为空白点很多的这两种宗教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社会文书的数量虽远不及宗教文书，但其研究价值却更高。敦煌出土的社会文书的内容涵盖至广，关涉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学（见图35）、艺术、科技（见图36）等众多领域，有益于从各个方面反映我国中古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可以弥补现存史料不足给研究者带来的缺憾，据此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纠正了以往史书中一些不确切的记述，解决了许多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并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某些篇章。可以说，不深入研究敦煌文书，就无法全面准确深刻地了解中华文明史。

　　仅以敦煌历史研究为例，以往史书中关于敦煌的记载非常简略。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尽占河西，切断了河西敦煌与中原长安的联系，致使中原史官对河西史事鲜有知闻，史书中的片言只语也多据传闻转录，不够准确详尽，因而陷蕃以后的敦煌史事更加晦暗难明。但敦煌文书再现后，研究者们却惊喜地发现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中唐至北宋初期的社会文书，为这一时段的敦煌地区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可信的资料。
 
　　如关于敦煌沦陷的时间，《元和郡县志》卷40载为建中二年（781年），敦煌出土的《寿昌县地境》、《沙州都督府图经》（S.2593、P.2005、P.2695）等又印证了此说。而《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P.3774）、《丑年八月女妇令狐大娘牒》（S.5812）等，却提供了或为贞元初年的材料，促使学者们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关于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传世史籍均记为大中五年（851年），学界也一直沿用此说。但敦煌文书《沙州图经》、《辛未年七月西汉金山国文书》（P.3633）、《张氏修功德记》（S.3329）等皆称为大中二年（848年），这些当地人书当时事的记述自然要比传闻转载准确得多，足以纠正中原史书的讹误。如再仔细研读上述文书，不难发现大中五年乃是张议潮派出的报捷使者越千山万水，历敌军阻遏后到达长安的时间，传世史书中记载的正是奏章到朝的日期。
 
　　除确定年代外，在补书史事方面敦煌文书的价值更高。西汉金山国是曾经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地方王国，但传世史书中关于它的记述仅有寥寥20多个字，根本无法反映该国史实。敦煌所出《张永进上金山天子白雀歌》（P.2864v）、《龙泉神剑歌》、《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363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S.1563）（见图37）等却具体记述了这段历史。

 
　　再如，吐蕃占有敦煌60多年，归义军统领沙州180余载，相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期间的河西敦煌均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那么其社会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各传世史书皆未能详述，留下了200多年的空白。今日幸赖敦煌文书才得以勾勒出其轮廓。政治方面，S.1438《书仪》中关于氾国忠起义情况的几行记述，表明吐蕃强占瓜沙初期政局不稳，汉民起义不断。《张淮深墓志铭》（P.2913v）、《沙州驻长安进奏院上本使状》（S.1156）等众多的官府牒文、邈真赞，又展示了瓜沙政权内部的矛盾与掌权者的更迭。经济方面，《子年氾履倩等户手实》（S.3287v）、《戌年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S.542）、《大顺二年正月沙州翟明明等户口受田簿》（P.3384）、《壬申年三月沙州敦煌乡官布籍》（P.3236）等手实、户籍、差科簿表明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沙州敦煌曾承袭中原旧制，实行了一套计口授田、据田收税、计身承役的田亩 赋税差役制度。军事与民族关系方面，《申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等事状》（S.5697）、《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等牒状与文学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200多年间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的主要战事与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文化与科技方面，儒家经籍的大量抄本，当地人的著述与敦煌人自己编定的历日均揭示出在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敦煌人民仍然在凭借当地深厚的文化积淀，顽强地延续和发展着汉文化。至于社会生活与民众习俗方面，敦煌文书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更加丰富，难以计数的契约、诉状、祭文、愿文、信札书牍与社司转帖等多侧面多角度地记述了敦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貌，为后世描绘出了一幅跨越数百年的生动的历史画卷。

　　除史事遗文外，敦煌文书中还保存了一批有关敦煌及其邻近地区的方志，对敦煌史地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现知这类比较著名的方志主要有《沙州都督府图经》（S.2593、P.2005、P.2695）、《敦煌录》（S.5448）、《沙州地志》（S.367、P.2691）、《寿昌县地境》（敦煌某氏藏）等数种。其中《沙州都督府图经》又名《沙州图经》，成书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它详尽记述了敦煌地区的行政机构和区划建置，对山川泉泽、风土民俗也多有载录，现存虽非完帙，仍足资补证史事，了解一地之变迁。

　　以上我们仅就敦煌历史研究略举几例，实际上敦煌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于我国学术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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